中国的货币体系是全球范围内的奇迹。呈现出一个三十年一循环的大趋势。而眼下这三十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货币发行结构改变了，从前大量货币由外汇占款产生，随着贸易战的深入，将变为通过持有债权发放货币。那么这个市场上谁最有信用能负债呢？自然是国企和政府。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赤字和更多财富的转移。国外有三次有影响力的币制改革，分别为德国币制改革、津巴布韦币制改革、朝鲜币制改革。国内有两次著名的币制改革，分别为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汉武帝币制改革。我们可能正在经历第三次改变历史的币值改革。
中国央行已经是本月第三次发声数字货币的事情了。8月21日，央行微信公众号竟然连续发布两篇有关数字货币的文章，一是发表于2018年1月的范一飞副行长谈央行数字货币几点考虑，二是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8月1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关于数字货币的演讲。这可能意味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已经来临了……..
中国的货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奇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扩张与金融稳定创造的伟大奇迹！每当想起这一点，我都要把当初老师教给我的经济学教科书烧掉。1978年末我国货币总量为1159亿元，1999年末达到11.76万亿元，2017年末为167.68万亿元，相当于1999年末的14倍，1978年末的1447倍，这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极其罕见的，在货币剧烈扩张的情况下，中国金融和经济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同样属于奇迹，充满神奇。
要探析这一奇迹，需要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展的“30年阶段论”及其发展趋势：
1949-1979，中国由高速增长转变为濒临崩溃，最终启动改革开放；
1979-2009，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由濒临崩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2039，保持相对较快发展，中国完全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39-2069，中国有可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强国。
同时，还需要深入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年周期性”：
1979-1989，开启改革开放，但充满争议和矛盾，最后爆发重大政治风潮，改革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1989-1999，柏林墙被推倒、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推动中国由激烈争论到趋于冷静，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主流，1993年经济加快发展，但货币金融问题随之快速积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南方大水，经济下行，问题集中暴露，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中国再次遇到严峻挑战；
1999-2009，中国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三大改革”，资源变资本、资本加杠杆，推动经济明显升温，并为加入WTO奠定了重要基础；2001年12月加入WTO，进一步深刻改革开放，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发展速度明显提升，更加融入全球化大潮。2008年9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再次面临巨大冲击；
2009-2019，中国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在危机后率先止跌回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中国的崛起正在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但中国积累的问题也更加严重，2012年开始经济下行，很多矛盾集中暴露，2018年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极大地坚定了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但也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特别是美国的极端反抗，国际矛盾异常严峻。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换挡转型非常关键的调整期、探索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国家三大攻坚战之首。
尽管当前面临巨大挑战，但放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去看，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过程之中，改革发展仍有很大调整空间，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发展阶段性来看，中国仍是机遇大于挑战，前景无限光明。
正是在国家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稳中求进的情况下，中国货币金融才能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发生重大震动和严重危机。但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危机隐患，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应对更大挑战的充分准备。
中国这么多货币是如何发出来的？从前是央行（国家）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
央行购买外汇，形成央行（国家）外汇储备，从1978年末的1.67亿美元，1980年末的-12.96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6月末近4万亿美元，再到2016年末下降到3万亿美元并基本上延续至今，引发央行外汇占款（基础货币）的大幅变化，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货币投放最重要的因素，成为研究中国货币金融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
在1994年央行外汇储备突破500亿美元后，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一直充满争议，对此，必须有客观的分析和明确的态度。作者认为：国家外汇储备并不存在严格的合理标准，所谓外汇储备合理标准可能是个伪命题；央行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扩张，并不代表货币总量就一定会同比例扩张，完全可以通过压缩货币乘数合理控制货币总量；只要不是依靠外债增加的，央行外汇储备的规模就成为抵御外部冲击，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保证，可以说多多益善，多比少好（中国巨额国家外汇储备，饱受争议，却受益匪浅）；应对外汇储备大规模扩张或收缩，必须有良好有效的应对机制，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重要的宝贵经验，但仍需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加强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与央行对存款性机构资金拆借的协调（降准不应成为货币政策禁区，需要从货币供应的源头上加强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协调；需要改进和加强央行外汇储备反映和监督，如实反映央行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货币投放情况，以及央行外汇储备的运用及其损益情况，建立国家外汇储备向国务院、全国人大定期汇报制度与合适的公开披露制度
新时代的中国会如何发展？
2007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主要是积极应对其带来的冲击，促进金融创新，包括资产管理和银行理财、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发展等，迄今十年时间，整个国家金融改革发展的规划与实施明显滞后。
十九大已经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分两步走，实现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列为当前三大攻坚战之首，这就要求作为国家重要核心竞争力，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必须切实加强加快推进国家金融战略的规划和实施。
围绕增强中国金融活力与综合实力，要完善多层次金融运营体系和治理体系，促进金融创新发展，着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
围绕增强金融的国际影响力，着力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规则制定和有效落实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必须把所有金融业务、金融体系放在一起，全面分析、统筹把握中国金融的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与国家战略目标的差距，重新梳理和科学规划金融底层架构和上层组织体系，尽快形成国家金融战略规划或金融改革开放指导意见，切实推动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
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金融重要指标核算与统计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
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未来有可能实现信息互联网、计算机互联网、实物互联网的交融发展。这也必将对货币金融产生深刻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对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既要积极探索有效利用，又要保持理性避免重大错误。
要理性看待区块链、数字币，深入探索网络加密“数字货币”能否成为真正的货币，如何准确定位与有效监管，以及如何准确把握与有效利用区块链技术。
实际上，比特币这类模仿黄金，总量和阶段性产量提前设定、不可调节的网络“加密数字货币”，违反了货币发展的逻辑与规律，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货币，而只能是网络社区和商圈的专用币（社区币或商圈币）；网络社区可以有自己专用的身份识别信息和网络专用币，日常运行时可以不必逐笔交易都验证和运行法定的身份信息和法定货币，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一旦其与法定货币产生兑换，则必须满足金融监管的相关要求，并严格限定专用币的使用范围；区块链目前仍处于初创期、探索期，面临“去中心、高效能与安全性”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关系”，不可盲目夸大、轻言颠覆，不应聚焦于挖矿造币、资本炒作和社会集资，而应该注重于解决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具体应用应该跳出挖矿造币完全封闭的比特币区块链范式；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更不可能是像比特币一类需要挖矿产生的全新的货币体系，而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
全球化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进入有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成为必然趋势和现实结果。这也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特别是IMF的变革迎来重大历史机遇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其深刻变革。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现实的选择并不是急于打造超主权新的世界货币，而是在维持国家主权货币相互竞争、优胜劣汰，形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下，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潮流，深刻变革乃至重新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制机制，增强其基金规模和实际的调控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也不要寄希望能够很快取代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在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下，很难再出现像二战结束时美元独统天下、遥遥领先的局面，国际货币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多元化，比如，美元、人民币、欧元三足鼎立的格局。这是需要研究和把握的格局货币大潮流问题。
法定数字货币近期频频出现在官方表态中。
8月21日，央行微信公众号发布两篇有关数字货币的文章，一是发表于2018年1月的范一飞副行长谈央行数字货币几点考虑，二是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8月1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关于数字货币的演讲。
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本月至少第四次在官方表态中“露脸”。8月2日，央行在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上表示，将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步伐；8月10日，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称，“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到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等创新应用。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文中表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应采用双层运营体系。
他表示，大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在设计和运营央行数字货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系统、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穆长春在演讲中也对双层运营体系做了解释。
“中央银行-商业机构”的双层运营模式有诸多好处。范一飞分析称，该模式不改变流通中货币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构成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竞争，不会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拆借市场的依赖，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也就不会导致“金融脱媒”现象。同时，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且能提升支付便捷性和安全性，还具有央行背书的信用优势。
范一飞表示，为保持央行数字货币的属性，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目标，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双层运营体系应不同于各种代币的去中心化发行模式。第一，因为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其债权债务关系并未随着货币形态而改变，因而仍必须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第二，需要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调控职能。第三，不改变二元账户体系，保持原有货币政策传导方式。第四，为避免运营机构超发货币，需要有相应安排实现央行对数字货币投放的追踪和监管。
“不过，这里所说的中心化运营模式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也有所不同。电子支付工具的资金转移必须通过账户完成，采用的是账户紧耦合方式。央行数字货币则应基于账户松耦合形式，使交易环节对账户的依赖程度大为降低。”范一飞表示，这样，既可和现金一样易于流通，又能实现可控匿名。央行数字货币持有人可直接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有利于人民币流通和国际化。另外，如果没有交易第三方匿名，会泄露个人信息和隐私；但如果允许实现完全的第三方匿名，会助长犯罪，如逃税、恐怖融资和洗钱等犯罪行为。所以为取得平衡，必须实现可控匿名，只对央行这一第三方披露交易数据。在松耦合账户体系下，可要求运营机构每日将交易数据异步传输至央行，既便于央行掌握必要的数据以确保审慎管理和反洗钱等监管目标得以实现，也能减轻商业机构的系统负担。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表示，全球都知道数字货币是大势。其实中国央行5年前就开始研究，从数字货币入手，包括区块链在内，发挥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
法定数字货币如何定位？
范一飞：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应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替代
范一飞在上述文章中表示，中国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应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替代。这是因为M1、M2现在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因为它本来就是基于现有的商业银行账户体系，所以没有再用数字货币进行数字化的必要。
央行官微发布的另一篇文章中，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也谈到，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对于现钞是不计付利息的，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对现有的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冲击。
此前在7月8日举办的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曾透露，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目前央行正在组织市场机构从事相应工作。
王信表示，央行货币的数字化有助于优化央行货币支付功能，提高央行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成为一种计息资产，满足持有者对安全资产的储备需求，也可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还可成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央行可通过调整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影响银行存贷款利率，同时有助于打破零利率下限。
西南财经大学普惠金融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认为，央行的数字货币应该可以算是基础货币的补充。
目前是否具备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条件？
穆长春：目前是属于一个赛马状态，是市场竞争选优的过程
根据查询国家知识产品专利系统，截至2019年8月21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申请了设计数字货币的专利共74项。
多位专家表示，央行在数字货币领域的研究速度非常快，目前技术上也具备落地条件。
黄震表示，实际上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想法，在周小川任央行行长时就已部署且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具备了基本条件。
黄震称，目前中国的区块链企业的技术应该说在全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一个是专利申请数和技术世界领先，同时，区块链落地项目很多，比如说基于票据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等，现在中国的区块链技术的优势和制度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穆长春表示，“目前是属于一个赛马状态，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DC/EP的研发，谁的路线好，谁最终会被老百姓接受、被市场接受，谁就会跑赢比赛。所以这是市场竞争选优的过程。”
针对目前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难点，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武长海表示，目前要发行数字化人民币，面临以下三大挑战：一是技术问题，二是人民币资本项下不能自由流动，三是利用数字货币进行违法犯罪等。
